故事 #05

女孩也應有權選擇
自己的人生。

池上清子
(Kiyoko Ikegami)

日本國際培幼會董事會主席

池上清子多年來一直在聯合國組織和非政府組織中為女性賦權和獨立奔走。
是什麼促使她將自己獻身於發展中國家女孩的權益事業?

在紐約迎來新生命

這一切都源於我在紐約生小孩的經歷,當時我在聯合國總部工作。
來自讚比亞的一位好朋友開車送我去醫院,但即使經過12小時的分娩過程,孩子仍然未能出生。
最後,我的女兒在三位專業人員的監督下透過剖腹安全出生。

我只想到身在紐約的我是如此幸運,如果我在非洲的偏遠地區分娩,我和我的女兒可能已經喪命。
我的外婆生下了我的母親,母親生下了我,現在我也有了自己的女兒,生命就是這樣代代相傳。
但是發展中國家有許多母親會在分娩的過程中失去了生命,甚至連她們的孩子也保不住。
我決心要做點什麼,來保護這種生命的延續不會中斷。
孕育下一代是多麼偉大的事情。
我想保護發展中國家的母親和孩子,讓她們像我一樣可以體會到分娩時母親與孩子之間血脈相連的感覺,這種聯繫就是人類生命的本源。

從36樓到實地工作

那時,我在聯合國總部大樓的36樓工作,但我突然覺得這對我來說似乎不對勁。
我想要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婦女,但為什麼我卻在享受她們沒法擁有的舒適空調?
所以我決定辭去我的職位,並且尋找會到實地工作的非政府組織。
我致電日本家族計劃國際協力財團(JOICFP),他們立刻錄用了我。

跟時任JOICFP會長的加藤靜江會面對我來說是一個重要時刻。
自20世紀初的「大正民主」時代以來,她一直在爭取節育權,並且是1946年首批當選國會議員的女性之一,這也是女性擁有投票權的第一次選舉。
拯救女性生命的渴望驅使我去JOICFP工作,但我從加藤靜江那裡學到了女性還需要獨立的自主權。

透過教育幫助年輕女性

我在JOICFP主要負責中南美洲國家,如墨西哥、古巴和巴西。
因為這些都是天主教國家,所以墮胎是非法的。
在80年代,這些地區經常會發生這樣的悲劇,十多歲的女孩由於缺乏性教育而意外懷孕,不被伴侶和父母接受,以至無家可歸。
而且由於不能墮胎,她們只能生下孩子,這使她們更難找到工作謀生。

我們無法改變宗教價值觀,也不能插手,因為這是當地文化的一部分。
我們從兩個問題入手:首先,我們如何幫助女孩避免意外懷孕?
其次,我們怎樣才能確保女孩分娩時的安全?
我們以這種方式,開始在各個國家逐一落實推行。

在墨西哥,我們聯同家庭計劃指導會(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製作了一段以性教育為主題的短片。
我們邀請墨西哥的青年藝術家畫了6萬張賽璐珞片,運到日本製成動畫,然後再送回墨西哥給孩子放映。
當時,性教育被禁止納入學校課程,所以我們必須得到每個學生家長的准許,在放學後播放。
這段短片後來在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了短片單元的評委會特別獎。
在其他地方,比例如巴哈馬,我們與教育部合作編寫了一本教科書,並在社區中心開設特殊課程,以確保即使沒有上學的孩子也能獲得這些信息。

那段時間,我全心投入工作,我的女兒跟我的母親一起住。
我們見面時,都總會吵架。
可能沒有我的陪伴,她感到孤單。
但我覺得,正因為我自己也有孩子,所以我更應該為他人盡我所能。

我們之間的聯繫

今天,我擔任非牟利組織國際培幼會在日本的董事會主席。
我透過地鐵上看到的「愛·女孩」(Because I am a Girl)海報認識這個機構,而且了解到他們的活動和我當時所做的一致。
經過前任主席跟我兩年的溝通,我因此同意接任這個職位。

在國際培幼會,我們會特別以女孩為主導,因為她們的權益是所有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中最容易被忽視的。
支持女孩,也就是支持未來的母親,這能夠給全世界帶來好處。
當母親接受到良好教育,孩子的生命就會得到拯救。
這是千真萬確的,隨著孕婦的教育比率上升,嬰兒的死亡率直線下降。
例如,只要知道如何為患腹瀉的孩子補充水分就可以挽救其生命。
要創建一個無人被忽視的社會,我們任重道遠。

現在的我,和孫兒在一起時最開心。
我常常覺得有一個女兒是非常幸福的。
我的母親需要人高度照顧,所以我在家裡照顧她。
她可以坐輪椅出行,所以我們經常會一起去度假。
外婆、母親、女兒和外孫女 — 四代同堂。
多年來,這種世代間血脈相連的感覺從未消失過,當我成為母親時,這種感覺更為強烈。

池上清子(Kiyoko Ikegami)
日本國際培幼會董事會主席

國際培幼會(Plan International)是一個非政府組織,目前在全球70多個國家開展工作,努力改善兒童權益,並致力於消除貧困和歧視。
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公益項目是幫助發展中國家女孩的「愛·女孩」(Because I am a Girl)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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